而这个时候，最陶醉的是陈老师，他微闭着双眼，仿佛忘记了外在的一切。
4
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，我开始在县城读书。打那以后，我就一直没有见过陈老师。不过，据说教完我们后，没教几年书，他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后来一直呆在村里的老屋，照看孩子。
有一次，外公跟我谈起了陈老师，外公也是村里的老师，曾经做过中学的校长。退休后，偶尔也来村里小学代课，年纪和陈老师相仿，兴趣也相仿。外公爱挥毫泼墨，拉一曲悠扬的二胡。他们可以说得上是同事，也是好朋友。
外公跟我说，陈老师的耳朵就是在那一场场的游行和批斗中，被人打聋的。他们被戴上高高帽子，在烈日下穿过村子。
而外公也在那时候，因为无法忍受长期无端的煎熬，把自己锁进黑屋子里，用刀子、钻子不断往头上戳，等到发现的时候，血染了一床。
打成右耳失聪的陈老师，再后来就一直在村里附近的小学教书。一路下来，就这样整整教了一辈子。而他教书的这一辈子，纵使右耳听不见，他也忍受不了学生吵闹，乱哄哄的，像极了他们那个年代，无所事事，处处都是乌泱泱一片的混乱。这些直到后来，他都无法接受。
他在村里教了一辈子书，每次上课都喜欢侧着耳朵去听，而这个姿势，一保留就是二十多年。
5
去年开春的时候，母亲回到家里，吃了几场的白喜事。说来也怪，那个春天，老一辈的人隔三差五跟着相继离世，和爷爷一块儿当兵的战友，跟外公同事的陈老师，都在那年的春天离去。
那天，母亲给我来了个电话，告诉我陈老师去世了，家里在办白事。问我，还记得陈老师吗？
电话里母亲说道：“在小学教书教了你三年，还记得吗？耳朵有点失聪的那个老师，那时候还夸你作文写得好啊。”
听完母亲的话，我顿时想起来了。还在几年前，我高考完，回到村里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师。
人苍老了太多，依然穿着那件他爱穿的中山装，外面披上一件厚厚的大衣，戴一顶厚厚的帽子，整个人瘦削了很多，仿佛这一身衣服都可以把他压倒。
不过脸上还是那个样子，高高的鼻梁，瘦得更突出的颧骨，身体佝偻得厉害，像一尊半蹲着的雕塑了。
他一只手扶着火炉，覆在大衣下面。那时候他就开始有些不认识我们了，听到我们喊他，耳朵使劲往我们这边听，然后露出一丝丝笑容，尽力地点点头，回答我们。
但他回答的并不是我们问的，陈老师的儿子说，他已经基本听不清了。南方村里的老屋，厅堂里都建有天井，陈老师就这样绕到天井的另一边，他的房间里。
他走路的时候，脚步很轻，很慢，仿佛听不到声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