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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大隆冬的,我却住进医院了。这次住院对我来说真是小题大做,不就是低烧一直不会退吗?难道现代科技连这样的小病也没高招了?现在医生的医术怎么这么差?
我埋怨也没有用,医生给我做了一大通的检查后,也不告诉我什么病,就叫我先住院观察观察。
或许医生把我的病情告诉了母亲,但母亲也说不出所以然,就啊啊地说没什么大碍,可能病毒性感冒,比较顽固,得住院连续性治疗等等。这些含糊不清的结论,等于没有回答我。
说来,我这病生得并不复杂,前两个月刚一入冬,天气骤冷,福州爆发了病毒性流感,挨家挨户的蔓延,我当然要中枪了,好不容易把下流不停的鼻涕止住了,低烧来了,一直不肯降下去,头疼得抽蓄,像有一根槌子在擂打。
这还没完,过了一些时日,我吃不下饭,四肢感到伸直的力气都没有,整个人萎萎的,拉出的小便又焦又黄。
我这几年身体的免疫力确实太差了,大小病不断。这可苦了母亲,父亲不在的打击已经够大了,还要伺候着我。退休三年才的她,身子瘦成一把骨头,额上的皱纹又深又密,一动,就像波浪一样荡漾起伏,头发雪一样白,腰也佝偻了,活脱脱的一老太婆。还好的是,她的脑子一如既往地精明。
既然医生和母亲都说没什么大病,应该是没大毛病。要不然,也不会没人来看望我,我思忖着。
两年前,我也住了一次院。果然是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,我住院的消息如长了翅膀似的,迅速地在亲戚朋友间散开传递,惊动了他们,把动静弄得可大了。可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,母亲和医生似乎串通一气,守口如瓶,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的我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。
那会,天公也不作美,一改福州冬天不下雨的惯例,从早到晚,稀里哗啦的落个不停。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同学,父母亲两边所有的亲戚,单位里的同事,只要知道我住院的,冒着寒风冷雨,络绎不绝来看望我。
看到越堆越高的水果和营养品,听到来看望我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安慰话,更使我惶恐的是单位领导还亲自过来嘘长问短,以示悲悯关怀。
这让我有了不祥的预感。
母亲却不慌不忙,待来看望我者一走,戴上老花镜,把来者的名字、电话和礼品名称一一记在本子上。她说,记着,以后好还人情。
还人情未必都用得上,后来倒是在其它方面上用到了。
唉!看望我的人愈多愈是宽慰我,我愈是这寒冬里的心,冷缩了。
“妈啊,你老实告诉我,我的病是不是没得救了?”我几次哀求母亲。
母亲体贴地俯下身,在我耳边轻轻说:“乖儿子,你说啥呢,医生都说了,你身体无大碍,再住几天就好了。”
我憋得不能自抑:“妈呀,你一定是在骗我,这么多人来看我,单位领导那么忙都来看我了,我的病一定很重,可能是活不了几天了,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了会被吓死,所以骗着我说没事没事的!”
母亲在我耳边耐心地说:“儿啊,我怎么会骗你呢?大家是好心才来关心你,耐心些,好好的怎么会死呢?过几天咱就回家。”
母亲的判断没错,过了几天,我真的出院了。
其实我前年的病很“严重”,我是在医院“等死”的,我被诊断为肺癌晚期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几天活头了,躺在医院是在“苟延残喘”而已。
这个诊断像山一样地压在母亲身上,一边泪水往肚子里咽,一边还要在我面前强装着淡定,不能让我察觉到成为“将死之人”。
即使我这样判了“死刑”,母亲觉得也要找机会“上访”“申诉”。
机会终于来了。
机缘巧合,副市长的母亲得了肺癌,和我住在同一个医院,副市长从上海请来了孙望文这个大医生来为其母亲会诊,据说孙医生给北京领导都看过病,是肺科的绝对权威。
母亲听说他来了,像钉子户似的,死死守在副市长母亲的病房外,等他会诊一出来,扑通地朝他跪下去,哀求孙医生一定要救救我。孙医生听说我不到三十岁就在这里“等死”,动了恻隐之心,立即转到我的病房。
孙医生把我所有的病历资料过了一遍,来了兴趣,重新检查。他的结论是让母亲在病房里嚎啕大哭:哪是什么癌症晚期,只是肺部阴影多了一点而已,不是所有的阴影都是癌,也不是所有父亲和爷爷死于肺癌的人最后也要死于肺癌。年轻人,多锻炼锻炼身体,提高免疫力,除掉肺部阴影就ok了。
我在鬼门关游走了一遭。
难怪那么多人来看望我,他们是在和我诀别啊,我恍然大悟。